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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249年2月5日，曹魏正始十年正月初六，司马懿趁着曹爽陪皇帝曹芳离洛阳前往拜谒魏明帝之高平陵时，仅以三千阴养死士起兵发动政变并控制京都，史称“高平陵之变”。而事变的另一方，主政曹魏朝堂长达十年之久，权倾天下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大将军曹爽在有皇帝在手、军队在旁的情况下，居然主动放弃抵抗向司马懿投降，更是让人大跌眼镜。

“高平陵之变”发生的太突然，结束的也太快，整个过程让人觉得匪夷所思。我们不禁要问一下：“高平陵之变”为什么会爆发，结果为什么又会是这样呢？

要了解这个问题，让我们先来看看“高平陵之变”前，曹爽都做了什么，都犯了哪些错误：

一、排挤司马懿

曹爽和司马懿都是魏明帝曹睿指定的托孤大臣，二人共同辅政魏少帝曹芳。辅政之初，曹爽因为司马懿年龄和威望较高，侍奉司马懿如父亲一般，凡事不敢专行。但慢慢地在手下何晏等人的怂恿下，，曹爽开始排挤司马懿。他先是通过明升暗降方式晋升司马懿为太傅夺了他的军权；之后又任命弟弟曹羲和曹训为中领军及武卫将军，彻底掌握京城禁军。随后曹爽开始大肆重用何晏、邓飏、李胜、毕轨、丁谧等人攫取朝廷权力，彻底架空司马懿，逼得对方只能以退为进称病辞职回家不出。

但曹爽权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。公元244年曹爽意图发动消灭蜀汉的战争，任命心腹夏侯玄为征西将军。但空出的中护军一职，却交给了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。而司马师正式凭借中护军这一职位的掩护阴养出三千死士，后来成为了“高平陵之变”的核心力量。

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排挤一个人一定要将他的整个家族连根拔起，指望通过提拔拉拢的方式换取敌人的忠诚是可笑的；更何况把禁军军权这么重要的职位交出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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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疏远老臣

曹爽上台后，大肆提拔年轻亲信，疏远曹魏老臣。蒋济、高柔、王观等都被明升暗降夺了实权，但曹爽做得太急也太绝，一股脑的将几乎所有老臣都得罪了；而且得罪了之后也不将他们严格监视起来，或是打发回老家，居然还着他们在中枢晃荡。

要知道像蒋济、高柔、王观这样的“四朝元老”能量是非常强的。他们都在曹魏任职多年，各种关系盘根错节。蒋济长期担任中护军，禁军中很多中层军官都是他提拔的；高柔、王观在司法系统浸淫多年，德高望重。

曹爽一次性将他们都得罪，也就别怪“高平陵之变”时，这些老臣都站在了司马懿一方。

三、迁郭太后于永宁宫

曹爽当时为了更好地掌控住皇帝，强行把郭太后跟皇帝曹芳分开，赶到永宁宫居住。这也导致郭太后对曹爽十分嫉恨，所以“高平陵之变”郭太后也站到了司马懿的一方。

四、改革选官制度，得罪天下士族

曹爽上台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，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：

首先通过控制尚书台和吏部，削减地方中正官的权力，更大限度将选官、任官的权力收归中央，将士族子弟的入仕通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；

其次，将原本的“州、郡、县”三级行政机构精简为“州、县”两级，裁撤大量地方冗官。这严重损害了很多士族和地方豪强利益。

在曹魏确认“九品中正制”作为基本选官制度以来，士族就成了曹魏的统治根基。现在曹爽一系列的操作，不但把太后、朝中老臣得罪了个遍，还将作为统治根基的整个士族集团都得罪了。在这种情况下不发生政变才怪，只是早晚的事情，所以说“高平陵之变”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。

那为何曹爽又败得如此干脆呢？在我看来，除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外，更多得是曹爽自己的愚蠢和无能。

当时，虽然被司马懿夺取了京师洛阳，但曹爽这边还有皇帝在手，还有军队在身边护卫，更有忠心老臣大司农桓范冒死带着大司农印出来投奔。桓范还劝曹爽把皇帝接到许昌，然后以皇帝的名义调动天下部队勤王；并给他详细分析了局势：“中领军在城南、洛阳典农也在城外，你可以调遣他们。许昌有武库，里面的装备足够武装军队，而且我还是大司农，可以调动天下钱粮。”

然而此时曹爽方寸已乱，满脑袋想的竟都是自己的妻儿老小“一家老小皆在洛阳城内，即成为人质，要我如何起兵？” 犹豫一夜后，还是没采纳桓范的意见，最终决定向司马懿投降，幻想着退位还能做个富家翁：“即使投降，我仍然不失为富贵人家！”。气得桓范大骂“曹子丹（曹爽他爸）怎么生你这么一个蠢猪”。

曹爽的幼稚最终还是害了他，仅仅政变四天后，司马懿就以谋反之罪将曹爽及其同伙一同处死，并诛灭三族。

不知道，曹爽看着自己年仅3岁的幼子被绑缚刑场时是什么样的心情；看到妻子怕孩子疼而用酒把他灌醉时，有没有后悔自己的抉择。

高平陵政变血淋淋的事实再一次验证了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真理，它告诫我们“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对手的仁慈上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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